菲董(Pharrell Williams)是我們所知其中一位擁有最多面向的藝人, 而過去10年來最輕快活潑的歌曲其中之一也是由他帶來的。但在他即將發行新專輯、新電影、 還有美國政治將出現巨變的前夕,他也準備好要對每件事情提出疑問了。

Text by Jeff Gordinier Photographs by Mario Sorrenti Translation by Charles Liao


 

他並沒有真的在寫歌。你了解這件事情吧?的確,菲董寫過的歌數量之多,在此階段要算出或是標出他的所有作品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他不同意這整個概念。菲董做的是聆聽。他會聆聽那些訊號。他「收到」了那些歌曲。

「我認為每件事情都是上天給予我們的,」他說。「每件事情都如此。我們並沒有創造它們。它是以某種形狀或形式被交給我們。那些其他理論都像是深度妄想一樣。我不是果汁,我不是讓果汁冰涼的冰塊。而我也絕不是裝飲料的杯子。我只是根吸管。」

這也不是說當根吸管很簡單。

要產出歌曲,你得付出注意力。「我們所獲得最棒的天分就是自我覺察。那正是你能理解生命之美的時刻。如果你無法感知到自我,那你便是迷失了。」

HyperFocal: 0

大衣 by Loewe;襯衫、長褲 by Junya Watanabe Man;靴款 by Timberland,菲董私人物品;襪子 by Richer Poorer。

他今年43歲,有個8歲的兒子Rocket,他的妻子海倫(Helen Lasichanh)正懷著他們第2個孩子。但他看起來就像23歲,而那些透過他的招牌洗腦歌曲《Happy》認識他的人,把他視為好像是代表「快樂」這個概念外星大使。有人可能會說快樂本身被徵召到羅里了,菲董則是它最具知名度也最厲害的管道,而這樣的時間來得一點也不會太早。

曾有長達數10年的時間,美國政治的其中一項定義式理論就是「快樂戰士」:這樣的理論相信比較令人愉悅的候選人(雷根、小布希、比爾.柯林頓、巴拉克.歐巴馬)總是最後能夠坐鎮白宮。

但這樣的分辨法在美國史上最奇怪的一場選舉的倒數幾天似乎根本沒有用。兩位候選人看起來一點也不快樂。沒有人是快樂的。

菲董在歌曲中的貢獻,還有在4季的《美國好聲音》的指導身分,可能會讓你覺得這個人優雅飄逸並且充滿距離;像是喬治.哈里遜(George Harrison)一樣,他散發出一種好像長時間處於精神領域的光芒。但他本人(如同我們形容哈里遜一般)其實比你想像得更硬派,更逗趣,而且意外地相當健談。他說他很累,但他看起來不累。他說他除了早上做點拜日式瑜珈以外參與的運動並不多,但他的體型與姿態顯示著他內心有著對運動的熱愛。他的創意是關於製造連結,看看當你將A和B和X和Z混在一起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他對音樂的涉獵無所不包。他說他聽了許多八○年代的龐克音樂;他不經意地提到了某天他可能會與Steely Danm樂團的Donald Fagen合作。如果我們談論的是在蓋一堵牆和搭一座橋樑間做抉擇,菲董在這光譜上是遠遠落在金門大橋的那一端。 至少在飛機上,他不是某種像人面獅身般的神秘生物,而且老實說他會是個矛盾的政治人物。「我對於政客並不是那麼信任。」

他提到了他大約在本世紀初,還在N. E. R. D時的早期作品,那時他的歌詞要比他的那些主流歌迷們知道的或是記得的更具有批判性及懷疑態度。他曾與希拉蕊團隊就助選活動的方針有過意見分歧。他並不完全同意被稱作一位「支持者」;他「支持的是意見,」他糾正了我的說法。當灣流噴射機開始在跑道上加速時,菲董說:「稍等一下。」他闔起手掌,手指朝上,做出向上帝祈禱的手勢,然後閉上他的雙眼。

當我們在空中,穿越過美國西部的乾涸峽谷時,我們談的大都是和女人有關。原來推動菲董的理由──讓他取消錄音時間,飛到北卡羅萊納州──是因為他相信現在正該是由女人領導的時候。「讓我們體驗一下,」他說。「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麼,但我知道如果女人想要的話,她們能夠拯救這個國家。如果女人想要的話,她們能夠拯救這個世界。」

理解到菲董對女性有如此高的敬意,不難想像他在起飛時就是對著其中一位祈禱。(嘿,他可不是從隨便的地方「收到」那些歌曲的。菲董成長時便是基督徒,他也毫不掩飾自己對高層次力量的信仰。)「女人真的身負重任,對吧?」他說道。「包括了延續整個人類種族。那真是意義深遠。然而她們在這個星球上卻不具有同等地位,那真的很瘋狂。同時,她們的感受也被壓抑著,而她們的精神受到迫害,她們的野心只能被拘束著。」

菲董的女權傾向也促使他參與了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的工作,他身兼本片的製作及配樂譜寫。這部片影訴說了美國史上某個你不敢相信竟然從未聽過的故事。由希爾多.莫菲(Theodore Melfi)執導與塔拉吉.P..韓森(Taraji P. Henson)、奧塔薇亞.史班森(Octavia Spencer)、和賈奈兒.夢內(Janelle Monáe)主演,它向三位非裔女性(凱薩琳.強生、桃樂絲.范恩、和瑪麗.傑克森)致敬,她們曾服務於美國太空總署位於維吉尼亞州的蘭利研究中心,並且在1960年代初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太空競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沒有她們在數學公式、電腦程式編碼與設計上的突破,太空人約翰.葛倫(John Glenn)或許永遠無法進入地球軌道──他與他的太空艙也無法成功地在大特克島附近降落。

數十年以來,她們的故事不僅被邊緣化;它根本是無人知曉,甚至完全在雷達上消失了。從沒被注意到。「女性對任何重要事情的貢獻在歷史上總是被貶低或是漠視,甚至還常常被抹殺,」菲董說。某種程度上,這些女人在美國太空總署的白人管理結構內根本是沒人見過也沒人聽過,即便她們正在進行最後會將美國太空人送上月球的計算當中。這部電影的好幾幕裡,韓森扮演的凱薩琳.強生得搖搖擺擺地穿著高跟鞋走到一棟遠離蘭利戰情室的建築物,只因為在隔離年代晚期的那些日子,沒有人想到要在附近蓋一座給黑人女性使用的廁所。「我們原來的系統就是被操控得這麼嚴重。」

夾克 by Black Comme des Garçons,菲董私人物品;T恤 by Junya Watanabe。

夾克 by Black Comme des Garçons,菲董私人物品;T恤 by Junya Watanabe。

「菲董最大的優點之一就是他隨時都對新知抱持開放的態度,」與菲董已合作多年,作品豐富的好萊塢編曲家漢斯.吉默(Hans Zimmer)說。「他是個很棒的聆聽者。」

當他們兩人為了《關鍵少數》的配樂合作時,他們想要讓音樂和《太空先鋒》、《阿波羅13號》這種太空人電影裡強力放送的那種科普蘭式的傳統美國風格有所不同。在這類電影裡小號演奏聽起來都很富有愛國情懷與勝利感,「我們需要將非裔美國人的聲音滲入那樣的音樂裡,」吉默說道。他們想要更多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那種沉靜的回聲。「菲董把這整個企劃又往前推了一個層次,正如他一貫的作風,」吉默說。菲董決定演奏這部電影配樂的交響樂團應該要包括越多的女性與非裔美國人樂手越好。「我們從各處讓人坐飛機過來。我們做的是正確的事。」

有了他貢獻的原創歌曲,菲董得以重現一個已逝去的年代:想像他披上早期史摩基.羅賓森(Smokey Robinson)的外衣你就會知道這張專輯會是什麼樣子──它們是來自某些延續六○年代集體夢想的R&B精華。但就如其中一支最早的單曲《Runnin’》,它們都充滿了菲董那立即就能被人辨認出來的DNA。這樣的音樂同時活在現在與過去裡。

有許多因素吸引了菲董加入《關鍵少數》──不僅是因為它的劇情讚揚了那些不為人知的有色人種女性的成就。這部電影的故事發生在維吉尼亞州一個距離他家鄉大約20英里遠的地方。菲董很快地便表態自己身為南方人,他也就一場教堂烤肉的戲給了莫菲視覺、聽覺、和嗅覺方面的建議。此外,這部電影還包括了一件他個人很著迷的事:外太空。他是一位《星際爭霸戰》(Star Trek)系列的戲迷,而且與他有關的一個時裝品牌Billionaire Boys Club就是使用太空人戴上頭盔的頭來當它的logo。當我們到達羅里時(在那邊他為柯林頓與桑德斯的開場演出將會帶動群眾氣氛),一張天文學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的相片會被貼在他休息室內的點心桌上。

外套 by Dries Van Noten;襯衫 by Gosha Rubchinskiy,菲董私人物品;褲子 by G-Star,菲董私人物品;短靴 by Timberland,菲董私人物品。

外套 by Dries Van Noten;襯衫 by Gosha Rubchinskiy,菲董私人物品;褲子 by G-Star,菲董私人物品;短靴 by Timberland,菲董私人物品。

 

不論我們現在在哪,它感覺離2013年已有數十億年那麼久了。

那年菲董在這宇宙的存在感強勢到好像科學家都要在元素週期表上加入一種菲董元素了。2013年時,我們有不只一首,而是兩首超讚的夏日金曲:傻瓜龐克(Daft Punk)的舞曲《Get Lucky》和羅賓.西克(Robin Thicke)充滿爭議的熱門歌曲《Blurred Lines》,這兩首歌曲的DNA都混入了菲董元素的某些成分。同一年又過了一陣子,我們聽到了充滿菲董基因,以假聲高音哼唱,充滿動感的歌曲《Happy》。這首歌有著的是如孩童般,拍著手,帶著帽子的那種幸福,要抗拒它簡直就像要抗拒薯條和小狗一樣難。那時《Happy》這首歌隨處可見的程度,讓它與兒童電影《神偷奶爸2》(Despicable Me 2)的關聯,感覺就只像是個維基百科中的註解那樣難以令人注意。

3年後,我們緩慢度過的是這個「把他們遣返回國」(Deplorable Them)的年代。在大選日時,權利受到剝奪及嚴重挫折的感受,將會扮演把川普送進白宮的主要角色。而在回顧過去時我們會更清楚地發現,柯林頓不僅沒能夠散布快樂;柯林頓團隊太過受到官方與主流訊息的保護而沒能意識到那些不快樂的存在。奇怪的是,當我向菲董提起了《Happy》與它的起源時,他想談的卻是不快樂。

「我開始想到其他人,」他形容著2013年時的情況。「我注意到世界各處有許多痛苦發生著。」當那首歌像是南加州金色陽光一般四處廣布時,人們會走向菲董並且為此感謝他,但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卻隱約帶著一點憂鬱,甚至絕望。這讓他很驚訝。

「然後你開始思考他們為什麼曾需要這首歌,然後整個想法就會變得很沉重,」他繼續說。「所以那真是段尷尬的時光……」

 

完整內容詳見Esquire國際中文版2017年第138期2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