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男人都有自己的俠客夢,不管是東方的劍客或是西方的豪俠,不管是小說的豪情壯志或是電玩的暢快淋漓,都或多或少將自己本身的形象投射於其中;

俠客或有絕世奇功,或能飛簷走壁,但行俠仗義,都帶著一種放蕩不羈的浪漫情懷。時至現代,「武」或許隱而不發,但「俠」情仍在,令男人嚮往不已,深盼「有為者亦若是」……

Text by 張世文 Photograph by 林鼎皓 Images:courtesy of 台灣電影資料館、各片商、元貞法律事務所、Microsoft、The North Face

現代俠客

你可能記得電影《摩登如來神掌》中,天殘腳背誦「大俠愛吃漢堡包」的橋段,雖然不是大俠不一定只能吃香蕉,但事實上如果弄清「俠」的定義,其實大俠就在我們身邊,離我們並不遙遠。

找尋武功的自在心 林勝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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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林勝傑約訪的時間是剛過正午,我們在赤炎炎的日頭下,在大樓的頂樓拍攝專題的照片。看著他穿著平時的裝束,就像我們身邊走過的年輕人,但功架一拉出來,那個「氣」竟讓整個人完全都不一樣了。

林勝傑是何許人也?他是少林寺方丈釋永信惟一的台灣俗家弟子,是少林寺第34代傳人。光是少林寺三個字,大概就讓武俠迷驚歎不已,但跟他聊起天來,才知道原來少林寺給他的不只是高強的武功,內心的修為才是林勝傑最大的收穫。

內心?不是內力喲?讀到這裡,你一定會問這樣的問題。談到修為,就必須從林勝傑年輕學功夫時談起。從小其實體弱多病的林勝傑,在七歲時一個本來不應該是大病的急性腸胃炎,讓他幾乎從鬼門關走過一遭,於是曾學習過內功基本功的父親,決定讓他跟著自己學功夫。鍛鍊讓他發現自己身體的確健壯了,而且也感覺到身體裡的力量,「於是大約在高中時,我就開始尋找身體裡這一股力量的來源。」

受到他恩師──林勝傑稱她為師姐──不藏私的指導,他逐漸感受到自己的潛力,但師姐逐漸力有未逮的情況下,她希望林勝傑用自己的力量去尋找武功的極限。但去哪裡?師姐說:去少林寺看看吧!去那裡找,說不定可以找到你想找的東西。

於是,他真的就試著去跟少林寺聯絡。一開始林勝傑跟一般人一樣,透過Email跟少林寺的武僧團聯絡,但結果當然是石沉大海,「有一天,我靈機一動,既然少林寺是禪宗出身,我乾脆從佛法入手,說不定會得到比較好的回應。」經過幾個月的互動,他向少林寺提出想體會「佛武合一」精神的請求,沒想到這次真的獲得首肯,進入少林寺……旁邊的訓練基地。

「在訓練基地的慘烈,我七歲受到的磨練還算小Case。」林勝傑說,進入訓練基地的第二天,他就想回家了,在像當兵一般撐滿半年後,本來以為再也不會回訓練基地的他,竟然再一個月之後又款款背包回去了,「當回到基地,接我的師父笑說『我就知道你會回來』,我還在想,我到底是吃錯什麼藥了?」

不過走了一圈,林勝傑似乎開竅了,「基地的生活,也沒有原來感覺這麼苦了。」認知一轉變,學習武功不再是外放的能量,而是由外往內內化而內斂,他說:那叫「自在」;這種無法分析的快樂,讓他開始理解,少林功夫並不是在追求你跳多高、飛多遠,「而是你如何在每個環境,都可以透過鍛鍊,找到你自己本身的最滿足的自在與快樂。」

問他是否找到了「佛武合一」的精神,林勝傑笑了笑:「我覺得我還在找,少林寺武功這麼多,我覺得我永遠都學不完。」

勇闖新江湖 蔡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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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現在實境格鬥節目在中國相當熱門,但在這裡面最精英的播報員,竟是一個台灣人,你大概就不知道了。身為最夯的播報員,蔡志賢現在幾乎是全世界趕場,一邊看選手比賽,一邊用功整理播報資料,甚至有事沒事還得上網找資料,希望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來將資訊提供給觀眾。採訪的同時,他一邊與我閒聊,一邊還用微信與節目製作方聯繫,「沒辦法,如果準備不足、播報很乾,節目就不好看了。」

這幾年,很多人都在中國發展,但蔡志賢走的是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不要以為台灣人在中國就比較受禮遇,告訴你,在那邊並沒有像你以為的那麼信任台灣。」做過記者、遊戲公司經理人,現在是拳館負責人的他,這一段時間在拳壇的辛苦,說都是靠著一口氣在撐,「推廣武術,其實是個很辛苦的事情,這對我來說,其實是另一種搏鬥。」得過區運拳擊銀牌的蔡志賢,說自己其實仍然在人生的競技場上努力拼搏。

他笑說去年七月第一次前往中國播報,就有慘痛的經驗。那次那一次在播報前事先也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連雙方常用的絕招都分析的一清二楚,結果卻因為一句讓觀眾聽不懂的術語,差點引發問題,「那一個動作叫做『坐飛機』,就是一個飛躍到對手身上的壓制動作,結果觀眾搞不懂,以為我說『打飛機』。」一字之差就讓蔡志賢被誤會,節目的網站因此被灌爆,「那只能我努力建立自己的權威與專業,讓人覺得我是有料的播報員。」

他說,光是播報的台灣腔,對於中國觀眾來說,就是一件讓人受不了的事情,「中國人自尊心很強,你找一個台灣來的播報員來這裡解說武術,那不是丟中國人的臉嗎?」加上講解更是一件專業的事情,蔡志賢說,平常就得拼了命練習,「第一個是大量的閱讀,建立自己的風格。」他很努力的透過Video與微博建立自己在中國的專業形象,更大量地與網民互動來建築他的知名度,「我要讓他們知道,我不是只靠台灣人三個字就隨便來這裡說三道四的。」幾年下來,好不容易建立了一定的公信力,也引得人們想要拜師學「藝」──學播報的技術。這算是一種成功嗎?蔡志賢一點都不這麼認為,「我覺得這是告訴我,必須更努力精進,否則一下就會被別人追上。」

問起他當播報員的「真功夫」,蔡志賢分析過自己可以站在播報台,首先是他的基本功練得還可以,讓口條和基本溝通有一定的根底;另一部分則是自己也打過拳,對專業知識與技術有認知,「但最重要的,還是因為我當過記者,對於收集、分析資料後,融會貫通成為自己的東西有絕對的自信。」他說,知識在現代就是武器,只有武器準備好,才能防禦各種可能遭受的攻擊,「播報台是我的擂台,我當然得做好最佳的準備,只有最好的狀態,才能迎接最嚴酷的挑戰。」

既溫柔又犀利 鄭有傑&勒嘎.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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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你要找電影導演的話,你可以到電影節或者是到影展去找,那邊有很多導演;現在,上街頭去找比較快……」這是戴立忍在2013年台北電影節頒發「最佳導演」時的開場白。這幾年台灣社運場景,的確經常有導演出沒,從新浪潮開始,台灣電影視角伸入了現實社會、深入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電影的確有其貼近社會的意義。

但走上街頭的電影工作者,又具有另外一層的意義。影像具有力量,尤其電影,更是強烈,當電影工作者帶著攝影機走上街頭,他的視角成為大眾的視角,他關注的議題,也會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而導演的犀利目光透過銀幕,也產生不一樣能量的關注,觀眾會隨著情節的發展跟著笑、跟著哭,伴隨著電影,可能義憤填膺,也可能產生悸動,社會的變動的力量,就從發光的銀幕中,慢慢發生。

這段話,在9月12日的大安森林公園,特別有感覺。這一天是鄭有傑與勒嘎.舒米的新片《太陽的孩子》戶外公開放映會,音樂台現場湧入了千名觀影者,會後超過一個小時的演唱會,在夜色映照中,讓人覺得格外舒服,「這就是我們的電影,想呈現的感覺。」鄭有傑聽我敘述那晚的情景,心有所感。

這幾年,台灣的東岸遭受天然災害與人為破壞的無情打擊,更麻煩的是,當這些自然環境被財團買去後,人們還剩下什麼?鄭有傑與勒嘎.舒米的電影,就是借用豐濱鄉港口部落海稻米的復育故事,來談這樣深刻的議題,「人與土地、文化的連結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如果人們把土地賣掉了,文化與記憶還能留下來?」本身也是港口部落的勒嘎.舒米,在經歷母親復育海稻米的經驗洗禮後,拍攝了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希望能夠傳遞這樣的文化記憶,也促成後來與鄭有傑的合作。

不同於台灣某些記述社會事件的電影特意強調抗爭的激情,《太陽的孩子》的抗爭片段只有一點點,甚至在電影結束後你還會問「啊?就這樣?」的感覺,問起鄭有傑這樣的處理,他笑說「這是故意的!」因為對於文化與土地的記憶,抗爭的亢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土地與文化的連結,那是生活。」

無論拍電影或電視劇,過去鄭有傑習慣效率掛帥的工作模式,但拍《太陽的孩子》一反慣例,以「先感受、再拍攝」為原則,不趕時間。為此將器材減到最少,拍片期間拉長,早在拍攝前一個半月,劇組就先抵達當地體驗生活,「沒想到大家都覺得好像回到第一次拍電影的感覺。」更換步調、置身天地間,個人也變得微不足道。

「人心自然嚮往善念,這是人的本能,看小孩子就知道了,我覺得這個東西存在每個人的心中,是可以跨越族群的。」鄭有傑和勒嘎.舒米都想拍出一部「有機」的電影,不想用任何調味料,用生活的視角原汁原味地呈現給觀眾,他們認為這是可以撫慰人心的,「大家都習慣吃得太重鹹了,我覺得我們做到的是一個保留原始味道的電影,有點像葉子剛長出來,充滿露水、充滿土味的氣息。」問起他們有得到這樣的收穫嗎?勒嘎.舒米笑說《太陽的孩子》裡的復育梯田與種植水稻仍在銀幕外繼續,「這些事不會因電影拍完就結束,就看能影響多少人。」

用法律主持正義 詹順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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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鄭有傑與勒嘎.舒米時,鄭有傑聽到我們的「現代俠客」主題,他立刻笑說:「你應該去找阿貴律師,他才是真正的俠客。」在跟環境相關議題的朋友說起被暱稱「阿貴」的詹順貴,大家應該會有共識:是的,他是俠客。

阿貴律師的名字,在近幾年聲名大噪:之前台東美麗灣環評行政訴訟案,讓行政法院撤銷台東縣政府環評結論的,是他;苗栗大埔徵地案,控告苗栗縣政府的訴訟代理人,是他。但最近讓他名字能見度高漲的原因,卻是他因柯文哲推動北宜直鐵稱可以發展東岸,卻忽視環境問題一事,憤而宣布辭去台北市市政顧問的事件。朋友們都笑他敢冒大不諱,但他只是淡淡地笑:「沒什麼,該說什麼就說什麼。」

如果說阿貴律師是環保法律界的第一人,應該只能說是「事實陳述」。由北至南,台灣幾乎每件土地徵收案,都有他的身影,說他是「擋人財路」的最佳代言人,一點都不為過。

但而讓他義無反顧,一頭栽進環保領域的,竟是空中野鳥。國中參加童子軍,阿貴喜歡野外趴趴走,直到退伍後,當了銀行行員,有一次聽了場鳥會的演講,看了漂亮的野鳥照片後,「我怎麼不知道,台灣天空有這麼漂亮的鳥?」阿貴於是一頭栽進野鳥的世界。他買了望遠鏡,加入鳥會,還擔任解說員帶隊賞鳥。

鳥況好的山林,會一走再走,相同的路徑,走了多次後,開始發現環境變化,「經常發現,怎麼那片樹林被砍掉?過一陣子,怎麼變了農舍?」阿貴喜愛的山林,一點一滴消逝中。當上律師後,他開始對環境議題深入研究。早年環保運動,訴求多以「該不該開發、建設?」和政府、開發單位說理,經常流於各說各話。由於價值判斷之爭,行政機關擁有裁量權,只要沒有違法,行政裁量就能決定一切。阿貴從法律角度來檢視每件案子「程序」,合不合法成為環境議題的新著力點,才讓政府官員緊張起來,「因為官員依法行政,最怕涉及違法、圖利。」

但行政機關害怕,既得利益者也會跟著害怕。阿貴身邊的NGO夥伴因為擋人財路意外被毆,或者遭遇各種不尋常的暴力事件,他說自己雖沒碰過暴力事件,但「利誘」,卻經常出現。擔任環評委員時,有企業的開發案要送審,阿貴遇過這個企業的關係企業上門邀請擔任法律顧問,或台北某BOT案邀他擔任環境顧問,當然,價格都隨他開。這些不尋常的案子,阿貴都擋在門外。

問起擋他人財路也擋自己財路的「心得」,他笑說自己律師事務所的五位合夥,都有自己關心的社會議題,萬一財務數字不好,開合夥人會議時,負責財務的律師難免會唉:「這個月又虧錢了!」但是,大家還是自掏腰包,笑著度過難關,「對我來說,法律只是武器,如何使用端靠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