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78歲│台北市,2015年6月11日採訪。

Text by 廖子良 Photograph by 蔡明宗

 

 

說到作家白先勇,年輕一輩的讀者,有不少是透過其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孽子》認識他。該作品除了貼切地敘述老兵與外省子弟的生活、七○年代的台北社會樣貌、主流價值外的新公園男同志文化,更重要的主題便是討論獨特的時空背景下,傳統台灣父子複雜糾結的關係。

然而白先勇提到自身與父親的相處情形,卻是恰好相反。「我跟我父親的關係很好的,人家以為《寂寞17歲》是在寫我自己,事實上完全和大家想的不一樣。」身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國防部長、民國初年抗日名將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談論起自己印象中的父親,卻更著重於他的明理與自我要求。

家中有十位兄弟姐妹的白先勇,幼時因為罹患了四年多的肺病,父母對其呵護有加。而本身又因為在校成績優異,甚得父親喜愛。大學時原本還懷著要建三峽水壩的夢想進入成功大學讀水力工程,不到一年卻因為和自己體內的文學細胞完全不合,瞞著父親考取了台大外文系。「他一開始當然是非常不高興,講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我回他『人各有志』。」雖然最後父親在聽他滔滔不絕地講著自己的志向與興趣後被說服了,但他也理解這樣的決定也是基於父親對他的信任。「如果當時他不答應那我也沒辦法,我個人又不能經濟獨立,所以我很感激他這點,沒有阻撓我去追求文學。」

而白先勇也認為父親的支持成為他之後於文壇能發光發熱的一大推手,包括之後白先勇與陳若曦、王文興等人合辦《現代文學》雜誌,父親也給予相當的肯定。然而除了以親人角度對父親的記憶外,白先勇在父親過世後,對於白崇禧將軍早年個人事蹟方面更感好奇。「大概有十幾二十年的時間了,我在1994年退休,那時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替父親寫個傳記。」這樣的想法也因而促成了白先勇在近年來開始花時間透過研讀文獻、書信、照片等資料,慢慢拼湊起自己從未參與,人人口中父親輝煌的前半生。而集結了父親早年的戎馬生涯,國民黨撤退來台灣後的生活,就成了他為父親撰寫的《父親與民國》上下兩冊傳記。

在白崇禧將軍眾多早年事跡中,其中與台灣關聯最深,影響最大的一項可能就屬其在二二八事件後,來台宣慰,處理善後的一連串行動。由於在官民衝突爆發後,中央一度派遣軍隊至台鎮壓,造成了許多省籍士紳與地方菁英的死亡,更加深了族群對立及人心不安。而透過研究史料及訪談一些當時受到影響的民眾,白先勇看到了許多在父親命令及奔走下遭到拯救的生命。「我父親的那道『不得濫捕濫殺』的命令救了不少人,其中許多他從沒見過,有的人走到刑場走了一半才被救回來。」

儘管前半生在戰場上與民間都有許多作為,白崇禧將軍來台後因不為蔣介石所信任而失勢,影響力早已大不如前,還必須處處受政府監控,這種壓力身為子女的白先勇相當熟悉:「當時出門都有輛車子緊跟在後面,父親跟我們說過他的處境,那種壓力對我們整個家庭也影響很多。」儘管人已在不同的位置,沒有特權也沒有兵權,還24小時被特務監控,在白先勇眼中的父親仍然保持著不變的大度與尊嚴。像一次父親與朋友外出喝咖啡,認出了店裡有特務盯著,臨走時就順便把他們兩桌的帳給結了,說道:「他們跟我跟得很辛苦,這個客我應該請啊。」

對於在父親過世後大半世紀,才重新由別人的文字、話語中認識他,白先勇是感覺有點遺憾的。「你也知道當父親講歷史給兒子聽兒子反而不要聽,我反而跑掉了,現在我後悔怎麼沒多聽一點,反而現在還要去查第二手的資料……」而這樣的矛盾在許多男人身上都可看到,年輕的時候都想擺脫掉上一代的包袱,躲得遠遠的,等到年紀大了才發現一些自己身上反而遺留了不少父親的影子。這樣的關係影響了我們定義自己的方式,而藉由探索這一層關係及上一代的人生,我們除了更進一步認識自己,也許還能懂得在與下一代交替時,該以何種態度自處。

 

【完整內容請見2015年8月號君子時代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