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文學評論家，70歲│台北市，2014年11月12日採訪
Text by 張世文 Image：courtesy of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
聊起自己，柄谷行人開場白就提到他上一次來台灣的經驗。他說，走在路上到處看到「小心行人」的標誌，「我的名字到處都是，好像在台灣我真的是一個名人。」他真的很有名，兩次來台，包括臉書、座談會不時冒出柄谷行人的名號，每次演講會也都有數百人搶著進入聆聽「大師教誨」，台灣彷彿在這兩年捲進一股日本左翼思想大師的熱潮之中。的確，台灣太需要一個有別於歐美的亞洲參照，尤其在近期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亞洲，柄谷行人的角色的確有其重要性。
從背景來看，他是個有趣的思想家──出身日本學運世代，1960年代曾參加反安保運動，也曾在1969年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獎，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在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他的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討論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他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更曾在2000年組織New Association Movement（NAM）運動，鼓勵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生產消費，對抗大財團資本。
從行動者、文學評論家到思想家，這樣的經歷看來多姿多采，但柄谷行人卻認為這並非是有「意識」的變化，「就像蘇格拉底受到Daemon（精靈）的指令，不以『公人』的身分進行活動，我的生涯經歷也是環境影響而發生。」1969年，他發表〈漱石論〉獲獎進入文學批評領域，2000年放棄文學批評試圖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柄谷行人認為這也是因為自然哲學──他定義中的「普遍宗教」──影響而產生的。
從行動內化的思想哲學
對於自己不斷變化的身份，柄谷行人笑說這是一種自我放逐，「這是一種因為想要逃避挫折而產生的心態。」從政治的挫折與不可為而轉向文學，其實並非新奇的事；從行動者轉化建構思想，這就是歷史的軌跡，「歐洲現代思想的建構，其實就是政治挫折的表現；由於現實上做不到，所以就轉移到觀念的世界進行革命。」柄谷行人說，不管是行動者或是思想家，其實都在追求一個自己所謂的理想社會，但這理想社會的形成，與參加者的「意圖」無關，而是自然而然、因為環境需要而產生，「簡單來說，一個完全自由而平等的社會，可能就是這些行動者與思想家所追求的目標；只是行動者希望改變世界，而思想家們改變的，則是對世界的解釋。」既然無法超越政治，就只好從思辨式的想像力中超越，轉化行動者的力量為文學的方式或許充滿無力感，但對柄谷行人來說卻是不得不的做法。
從自己的生涯脈絡出發，做為一個資深「行動者」，柄谷行人形容日本社會運動的看法相當有趣，「日本的民主化不是因為自己想要民主，而是一種對於過去歷史的反彈。」因為戰敗的關係，日本人厭倦戰爭，也因此透過民主化來否定過去的日本，這其實也有一點逃避的意味存在。日本人的心態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有些古怪，但柄谷行人認為，這其實也與國家在議題上的操作有關，「如果我們只以國家為中心來思考，是沒有辦法解決社會問題的，因此必須超越國家觀點，你才有辦法追求真正的平等。」
行動者思想家
這也是他在2000年決定捨棄文學批評家的身分，從新走回運動路線，「試圖以言論批評方式抵抗『政府即國家』的新自由主義觀點，終究是無力而行不通的，只有打破國家的視角，才有可能走出新的價值。」他說，以現在的民主制度來說，人民只有選舉那一天是「主權者」，之後只能服從他們的代表者──議會政治，而國家並非完全因社會需要而衍生出來，「國家不會順從社會的共識行事，也不會因社會共識希望它消滅而不見。」因此，只要國家存在，歷史仍會持續反覆，只有超越國家，才能重新思考。
雖然人們會把代表國家的議會，與示威、集會等對抗政府控制看作完全不同的東西，柄谷行人說，在某一瞬間它們會互相交叉，「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國家沒有辦法阻止做為主權者的人民出現，做為主權者的人民，一定會出來。」身為行動者思想家，柄谷行人對「人」的價值，仍然充滿期待。
柄谷行人
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判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及哲學等多元領域，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康乃爾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係、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他在1960年代參與反安保運動，日本311地震後，他發表《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獲得廣大迴響，也親自參與街頭反核遊行。；重要著作有《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哲學的起源》等書，是少數身兼行動者與思想家的哲學理論大師。
【完整內容請見2014年12月號君子時代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