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風》是林超賢的新電影，這個名字取自於自行車團隊競賽的專有名詞──「破風者」，這個領騎者的另一代名詞，也似乎總是帶領團隊嘗試突破的林超賢很像。這一段專訪，是在前往記者會現場的保母車上進行的，Esquire趁著他滿滿行程的空檔，進行了一段訪問，談談他對電影的看法。
Text by 張世文 Photographs by林鼎皓 Images：courtesy of 華映娛樂、台北電影節
ESQ：謝謝導演！在你這麼繁忙的時候還接受我們訪問。
林超賢（以下簡稱L）：沒有關係，其實就是閒聊，你不要問我太難的問題就好了！（笑）
ESQ：我盡力！不過這第一個問題好像就有一點複雜了。我想問的是，你從過去拍警匪動作片到現在拍運動電影，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L：其實，怎麼說呢？我覺得「動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節奏、一種速度，所以警匪片也是動作片，運動電影對我來說也是動作片。我以前也一直在想，有什麼可以類型的電影，可以把我在警匪片上學到的經驗，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重新表達，這個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ESQ：現在拍警匪片不是仍然很熱門嗎？為什麼會想要選擇不同的題材？
L：我總覺得我是跟時代脫節的電影人（笑）。怎麼說呢？我拍《證人》時，剛巧是香港幾乎不拍警匪片的時候，因為為了遷就大陸的市場，警匪片比較難通過電影檢查，所以既然大家都不拍，那我拍警匪片自然可以玩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現在大家又回來拍警匪片了，所以我就想嘗試些新題材，想來想去，我覺得做運動還不錯，於是從《激戰》開始開始嘗試從運動的觀點出發的片子。當然也是《激戰》給我很大的信心，是觀眾跟「老闆」也信任這種題材，所以當然就繼續拍下去了。
ESQ：你怎麼選擇你的拍攝題材？
L：選擇題材，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新鮮感」。舉例來說，如果《激戰》拍的是那種很傳統的拳擊片，我覺得那就不會讓人有什麼新的感覺；而且，我希望拍攝的題材是我熟悉與喜歡，像《激戰》的主題──「綜合格鬥」就是我過去就很喜歡看的競賽，而這次的自行車，則是我從2000年起自己就在接觸的運動。
ESQ：可以說，你的題材選擇最優先的考量，是從自己有興趣的出發囉？
L：當然，這跟跟著現在的流行趨勢拍片完全不同。你拍些自己喜歡的東西的感受，與跟著其他人用同樣題材拍攝是不一樣的，因為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出現在觀景窗裡，那種興奮感是完全不同層次的。
ESQ：所以拍這幾部電影，最初的初衷可以說是「讓自己開心」囉？
L：沒錯沒錯！我喜歡拍與自己生命中有關的事，因為有連結，才會讓你開心。
ESQ：你覺得會吸引你的題材，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L：拍電影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人物」，透過劇中人物所經歷的事情、產生的反應，看電影的人等於一起分享了他的喜怒哀樂，讓「他」與「你」產生一種聯繫，這是我覺得一部電影中最重要的元素。所以拍《激戰》時談中年危機，說的也是像我這樣差不多年紀的人，因此在電影的狀態裡，我覺得有一種為自己這種年紀的人「打打氣」的意味存在，可以說這個意圖跟自己的關係比較強烈。
ESQ：那這一次拍《破風》呢？
L：拍《破風》，則是有另外一種不同於《激戰》的感受想要表達。相較於過去，現在的年輕人似乎比較「急」，很急著想要搶第一，但眼裡面只有那個「冠軍」的時候，反而會看不到「第一」之外的其他意義。
對我來說，選擇自行車競技作為電影題材，是因為它的團隊運作方式跟別種運動不太一樣。自行車賽事是團隊的比賽，他們以六人或九人為一組參與競賽，我們看比賽時「衝線」時往往只有一個人，然後衝完線以後站在台上，所有人都覺得他是最好的，但還有更多的其他團員站在台下。
我一直覺得願意站在下面的人，雖然在表面上沒有獲得那些掌聲，卻能滿足於自己付出努力所得到的成就感，我覺得他們的心理素質真的很厲害。所以這次拍《破風》，有一種想要跟年輕人講一句：能為別人犧牲，來跟著團隊一起做一件事情，這是很可貴的情操。 
ESQ：這是否可以說是透過自行車運動，來談香港需要的精神呢？
L：嚴謹的說，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聯繫，我想講的可能範圍更大。其實我想說的，是每個人雖然都會有負面情緒，如果可以對抗乃至於衝破它，往後的世界或許會更好。當然我覺得現在是有種負能量在我們身邊蔓延，所以來做些有正能量的事，也可說是讓大家宣洩的途徑。好像《激戰》也有點這樣的味道在，它是希望透過正面勵志故事，讓看電影的大家能鬆一口氣、緩解緊繃的情緒後，再為自己的路尋找出口，是有同樣的想法。
ESQ：你覺得大家都太過緊繃了嗎？
L：過去香港確實在大環境下佔了先機，它有它地理上的條件，也確實有一種你剛剛所說的「香港精神」──人們願意刻苦、用最傳統的方法慢慢努力──讓它有機會從七○年代開始可以很快地在十幾二十年衝到一個高度；這個是一個美好的時代，但我覺得現在的人，已經忘了過去為什麼我們會願意去面對必須吃苦的環境，並從中找出生存的道理的力量，卻常常覺得「為什麼沒人關照我」，然後怨氣四射。
ESQ：怨氣？
L：對，那是怨氣。 我覺得現在的怨氣，來自於對環境的不滿。世界當然是不斷向前邁步，不會一直停留在好光景，也不會永遠都給你最好的條件讓你成功，所以以前我們說像街邊賣小吃的都可以變成大富翁的世界，可以說早就不存在了，當然就不應該再用「別人應該關照我」的心態，而是要開始學習去面對你在這個世界的逆境，並且想辦法衝破它。
逆境會在你人生中不停出現，不是電影裡那種你只要過了一關之後光明在望，不會的！所以，學習如何不被這種狀態打敗──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我覺得這是現在的人應該要有的精神，因為現在環境沒有過去那麼好了。
ESQ：那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L：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於自己的內心。因為，你必須自己去面對內心最大的敵人，只有內心裡的敵人才會真正打敗你，運動員經常會碰到這些事情，所以我拍這些電影，其實也有一點想告訴大家，甚麼樣的態度才是運動員的精神，百折不撓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在電影圈待了很久，我也經歷過自己在心態上的低潮，所以我從來就一種態度，就是今天做完一件事情，如果你滿意了，好，趕緊把它拋開，然後做下一件事──重新去面對下一件事情帶給你的挑戰，不管是困難啊！跌倒啊！還是一樣重複繼續做下去，你才會有一種更不怕面對難題的精神與條件。
ESQ：所以等於是說，你每次在拍一部新的作品時，都是把他當成新的開始去面對的囉？
L：對，而且每次都是要找一些新的難題給自己（所以，難度愈來愈高啦！）
ESQ：那像這次拍《破風》，你覺得最大的難題在哪裡？
L：（笑）通通都是難題！這一次拿自行車作為題材，真的需要體能才能應付，不只是演員，整個團隊的體能必須都一併提高，而且在拍片的時間都要維持巔峰，所以不管是演員或車手乃至於工作人員，都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力量，而且不是只有一天，是一段很漫長的時間。所以，這一部電影可說是這麼多年以來，最難搞的一部（苦笑，搖頭）。
ESQ：難在哪裡？
L：很多方面。從籌備到拍攝，到現在後製都有不少難題。 拍攝當下有太多不可預期的狀況，幾乎把自己逼到一度想放棄，畢竟拍攝單車電影，最難就是要掌握速度畫面，有時一個鏡頭要來回拍好多次，每位演員至少一天得騎超過五十公里，體能耗盡又容易摔倒，這一摔也會造成一群人受傷；這應該是我拍片二十年來最多人受傷的一部，很心痛啊！所以如果要我再選擇這類型的電影，我會多考慮一下了。
像現在做後期處理，就因為之前拍的素材很多、量很大，現在我必須跟好幾個剪接一起處理幕後；拍攝時放了很多攝影機去抓實境的不同角度，現在開始剪接才發現我幹嘛要搞得這麼複雜（笑）？不過，真的要這麼說，我也不懂我為什麼要去搞這麼多困難的事情，或許是我的命就是這樣吧！（苦笑）我也不知道耶！
ESQ：不過，你從過去《證人》到現在的《破風》，拍攝的調性似乎是愈來愈正面耶？這跟你的心態變化有關嗎？
L：其實從《證人》開始，我就希望能在作品中帶給大家「邁向光明」的感受，雖然每一部戲裡面都帶有黑暗觀點，戲裡主人公也常面對很多黑暗與壓抑的事，這也是反映我剛才說的「人生並不簡單」；但是在不簡單裡，這些主人公還是想要讓自己走出黑暗、邁向光明。
這可能不是每個觀眾都會看到的，但這都是主人公自己的「關卡」，雖然最後付出的代價很大，但是還是換到了他自己想要的。這是從《證人》到《線人》中，我想說的故事。但是在《激戰》我想詮釋的，則是比較要讓大家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意念，就沒有這麼隱晦了，但還是有同樣的主軸，就是希望人們能擺脫黑暗，走向光明。
ESQ：所以，透過電影故事，你會想要講嚴肅的道理嗎？這是你拍電影的目的？
L：並不都是嚴肅的道理。電影，其實在某個層面上，就是自己的一種紀錄。我在《證人》的階段構思時，其實我自己知道自己很痛苦，常常有很緊繃的感覺，所以我也需要用一些手段把自己的「臉」表達出來，讓自己得以釋放：有時候把自己放進黑暗裡面，從黑暗中又想看到光明，這大概是我當時的心情寫照吧！
要跨過低潮必須付出沉重代價，拍戲如是，生活也如是。過程雖然沉重但並不痛苦，因為主人公最終能換到生命中重要的東西，如此又哪怕痛苦？所以《線人》或是《激戰》中的困獸鬥場面都是為主人公設計的難關，要達到出口，就必須有付出的自覺。
像剛才說，比如我剛拍完一部電影，得到了算是不錯的成績，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候，我就會想：那我下一個應該要怎麼樣？下一次我要給大家什麼樣的新東西？這樣的問題，對我自己才有意義。 
ESQ：這是你想要滿足自己的成就感吧！
L：這個可能是一種滿足，讓觀眾下一次在看的時候會說：想不到林超賢又有不一樣的東西！這應該就是我的「虛榮心」吧！
就像說我拍《魔警》時，很多人都說：沒想到林超賢拍完很陽光的《激戰》，竟然會又跳到這麼黑暗的議題裡面！現在又跳脫出來拍《破風》，這起碼算是對我人生中的不同起伏的一種滿足感吧！這還滿有趣的。
ESQ：岔題一下，這一次拍《破風》，您跟很多台灣的電影人有不少合作，可否聊聊你與台灣電影人接觸的感覺吧！
L：我選擇跟台灣朋友合作，因為我想做一部「氣質」不一樣的電影，我不想讓人覺得還是做了個我已經習慣的創作。在香港拍電影，會容易讓人看到相同的舊習，不管是運作還是敘事都有。這種舊習已存在香港電影中幾十年了，雖然時代在不斷前進，但這些習慣還是一直存在；所以新的電影，我希望能做出不一樣的感覺，尤其因為這次在台灣拍攝的戲分超過六成，我很想在這部戲中放進「台灣的氣質」，做出與港片不一樣的感覺。
ESQ：什麼叫「不同的氣質」？
L：我覺得香港現在的工作人員，比起過去好像缺少些毅力，因為香港可以選擇的工作太多了，他們沒有那麼強烈的鬥志回來做電影這種比較辛苦的工作；但是我遇到台灣的工作人員，卻讓我非常驚訝與敬佩，包括助導跟機器組都是。我從台灣拍完部分的戲份後回到香港，還跟朋友說「我要帶這一組人回香港」，因為他們完全就是存在著我前面說現在香港人沒有的那種特質。 就像我前面說的，香港因為現在選擇的機會太多、太好了，所以那個基本的精神慢慢給現實磨掉了，但是我覺得現在台灣的工作人員還是有這樣的精神。
ESQ：拍了這麼久的電影，你怎麼看你跟自己的作品？
L：老實說，電影是個單打獨鬥的工作，拍電影很辛苦，我拍電影更辛苦，但不通過苦結果不一定理想，我覺得只有愈辛苦才能做得愈好。可能工作人員會覺得拍林超賢的電影太辛苦了，所以不太想理我，那好呀，你也可以找一些比較舒服的工作（笑），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我拍電影的精神。
2000年的時候我自己開始去騎車，我覺得騎車就很像我拍電影的歷程。騎車的精神不一樣，有的時候會上坡，上坡那種挑戰是最艱難的，如果你放棄的話，就根本沒有辦法再上去，你就停下來了，這有點像人生的起伏。有時候，我們騎車看到坡很陡會恐懼，然後問自己，我行不行？這個跟我們出來工作的那種心態很像，去跟別人去競爭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有這種狀況出現，跟人生一樣，很有意思，電影對我來說，也是如此。
【完整內容請見2015年5月號君子時代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