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J.亞伯拉罕（J. J. Abrams）──好萊塢最具影響力的電影與電視製作人──是他經手過每部電影的傳承者，更是《星際大戰》之父。
Text by Mike Sager Photographs by Jeff Minton Translation by 李祐寧
不久之前，在Santa Monica的遠處，出生以來就被稱為J. J.的傑佛瑞．亞各布．亞伯拉罕（Jeffrey Jacob Abrams），從National Typewriter Company的懸吊樓梯上走下來，踏入等待區。這是一棟別出心裁的紅磚房，承載著他的電影與電視帝國，Bad Robot。外頭有一個閃耀的牌子，上面寫著「準備好了嗎？」裡面的櫃檯展示了一臺玩具機器人古董。挑高的天花板與裸露的橫梁，突顯出前廳的空間感，牆壁上是大面積的窗戶，擺在等待區周圍的三個櫃子裡，放滿了玩具、魔術把戲、古董電影相機。還有精心擺設的《星際爭霸戰》（Star Trek）、《星際大戰》和《諜對諜》（Spy VS. Spy）小塑像。桌上有一筒原子筆、馬克筆、色鉛筆和圖畫紙。標示著：請創作。
亞伯拉罕穿著特製的球鞋，藍色牛仔褲和格子襯衫。黑框宅男眼鏡架在圓潤的鼻頭上，隱藏著一絲歡快的微笑。如同他手中那些發生時空扭曲的劇情，他對周圍懷著永恆的敬畏。
在導覽過程中，亞伯拉罕向我解釋各個工作區──編輯區、錄音室、道具製作坊、放映室、興建中的廚房。他身為編劇的妹妹Tracy Rosen說，Bad Robot的辦公室「是J.J.臥房的超級豪華版」。《Lost檔案》（由亞伯拉罕製作的熱門電視劇）的節目統籌戴蒙．林道夫（Damon Lindelof），稱此棟重新翻修的建築是「自給自足的死星」。憑藉此地，亞伯拉罕似乎征服了娛樂銀河。
身為一位劇作家、編曲家、導演和製作人，亞伯拉罕或許是電影圈罕見的全才；他絕對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人之一。亞伯拉罕獨特的說故事情感，成為大眾娛樂的最佳調味配方。在時間上來回跳躍的糾結且隱瞞性情節；一大把魔幻現實主義的風味；豐富、才華洋溢且有趣的拍攝手法；讓人想起早期恐怖片的陰森配樂（他為《Lost檔案》譜的單音曲調配樂獲得了ASCAP獎座）──自由地揮灑著經典好萊塢、經典劇本中所應有的浪漫、謎團、緊繃的張力與傷感。特效更是無與倫比。
我們參觀了二樓；亞伯拉罕一邊介紹眼前的收藏。牆壁上，兩個拍攝場記板並列著，一個來自《星戰7》的最後一幕，一個來自他十五歲那年拍攝的《High Voltage》最後一幕。這部電影讓他獲得史匹柏當時助理甘迺迪的注意。身為盧卡斯影業CEO的她，雇用亞伯拉罕拍攝《星際大戰》。
走進他位於樓上的辦公室裡，亞伯拉罕在沙發上坐下。我們的眼前擺著兩杯堅果，插著兩個塑膠湯匙。 「我有點像個局外人，」亞伯拉罕回憶著童年。「我體育一般。也絕不屬於好學生。你發現自己處在運動場與圖書館之間。這是一個無人的灰色地帶。你必須自己找事做、一個足以讓你投入的興趣。」
亞伯拉罕在長島出生；五歲時，全家搬到LA。身為猶太家庭中的第一個孫子與長男，妹妹說他就是「全家的焦點」。他的父親是傑洛德．W．亞伯拉罕（Gerald W. Abrams）是CBS的業務員。七〇年代，辭掉那讓人稱羨的高薪工作，轉行電影製作。在過去四十年間，他替電視台製作了近七十部影片，其中有許多是《Movies of the Week》的影片。至今依舊活躍著。
亞伯拉罕的母親卡蘿．凱爾文（Carol Kelvin）則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女性。當孩子們還小時，她擔任房地產仲介。39歲時，她註冊了Whittier College的法律學院，並以第一名畢業。最後成為Whittier的教授，教了五年的書，直到改行成為電影製作。後來，和他人合寫了兩本書。2012年，69歲，因癌症去世。
對亞伯拉罕影響最大的人，莫過於外公哈里．凱爾文（Harry Kelvin），亞伯拉罕的粉絲不難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外公的蹤影。《星際爭霸戰》中的U.S.S. Kelvin。《Lost檔案》中佔領Swan Hatch的Kelvin。《不可能任務3》裡面有張寄給H. Kelvin的明信片；電視劇《危機邊緣》（Fringe）中，有一個角色負責的任務名稱為「Kelvin基因」；《超級8》裡面有一個瓦斯的牌子就叫Kelvin。
外公哈里擁有一間電器用品店。在店裡，他的祖父「會拆開收音機和電話等各種電器，解釋這些東西的運作原理。小時候，在我心裡他比父親更像父親；如同那年代的所有人，我的父親總是忙於工作。」
「對祖父來說，他從未有過像J.J.這樣的兒子，」Tracy說。「他們會一起去探險，在附近探索並編織故事。外祖父對J.J.的影響無庸置疑，尤其在說故事方面──如同電器運作，你該如何拆解零件，每個零件的存在目的為何，又該歸於何處。魔術與幻象也是一樣。這就是電影製作的真諦。」
凱爾文也曾帶亞伯拉罕去環球影城。當時的亞伯拉罕約莫七、八歲。「那是我的『哇喔！』一刻，」他說。「我明白電影如何以各種方式呈現幻象。相機與特效和技術的運用—那一刻，就像是得到生命的解答，即便當時的我根本還未明白問題。突然間，我想通了：這就是我想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