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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曼哈頓海灘的Lightstorm Entertainment，是我們踏入「卡麥隆宇宙」的起點。這間成立於1990年的獨立製片公司，由加拿大導演詹姆斯卡麥隆創立，他除了導演的身分，同時也精通各項技術，更熱衷於探險。
位於曼哈頓海灘的Lightstorm Entertainment宛若一座博物館。
公司建築給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座博物館，而非傳統的電影工作室。前往辦公室的途中，必須先穿過一處宛如機棚般的空間，裡頭陳列著大量電影道具，包括《阿凡達》系列中的藍色主角──等比例的Jake和Neytiri的雕像、《魔鬼終結者》中冰冷的金屬骨架。空間一角，還擺放著兩座《鐵達尼號》的模型，分別是水下拍攝時使用的巨大結構，以及紀錄片中所呈現的沉船殘骸。在這樣震撼的道具陳列之中，我們與這位傳奇電影導演展開了訪談。
「對我來說，《阿凡達》一直都是一部由人所拍、也是為人而拍的電影。」
Esquire（以下簡稱ESQ）：《阿凡達》首部曲傳達給觀眾的訊息相當明確，聚焦於環境保護、企業的貪婪，以及原住民族在現代世界的脆弱處境。最新的《阿凡達》還是在這個主軸上擴展故事嗎？
詹姆斯卡麥隆（以下簡稱JC）：首部曲的故事重心很明顯放在受破壞的海洋和雨林，我一直對環境保護很有熱情，後來也拍了些相關的紀實作品。不過在拍《阿凡達：火與燼》的時候，我其實另有更想深入討論的主題，因此環境議題並不再是主要的敘事核心。
ESQ：那你心中所想的是什麼樣的主題呢？
JC：我想拍一部關於「失去」的電影，想好好談談失去背後代表的意義與影響。很多大型商業電影常會碰到這類題材，卻很少真正觸及核心。當你失去所愛的人，那種衝擊會徹底改變你的人生，電影裡常見的報復反應，其實並不完全符合現實。現實中，人們面對悲傷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悲傷本身，很多時候只會讓人停在原地。這也是為什麼在《阿凡達：火與燼》一開始，Neytiri會呈現出那樣的狀態。我在拍攝時真正想做的，是盡量貼近人類真實的情感經驗。對我來說，《阿凡達》一直都是一部由人所拍、也是為人而拍的電影。
「『火』同時代表毀滅與仇恨，是種混亂且極具破壞力的力量；『燼』對我來說比較像是哀悼。那是失去之後留下來的痛。」
ESQ：片名中的「火」與「燼」有什麼象徵意義嗎？
JC：在故事層面上，「火」與「燼」指的是第三部裡登場的敵對族群；但在更深的意義上，「火」同時代表毀滅與仇恨，是種混亂且極具破壞力的力量。這個意象來自我親眼見到洛杉磯大火吞噬房屋、甚至整個社區後，只留下一道深不見底的傷疤。至於「燼」對我來說比較像是哀悼。那是失去之後留下來的痛，而這種痛往往會滋養仇恨，讓火繼續燒下去，形成難以停止的循環。這樣的狀況不只存在於電影裡，我們在現實世界也不斷看到，像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又或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雙方彼此指責，卻始終找不到真正走出去的方法。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們到底要怎麼打破這樣的循環？這也是第三部反覆談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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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Q：你怎麼看好萊塢的現況？
JC：坦白說，好萊塢正面臨一段艱難的時期。疫情期間串流平台迅速崛起，大型科技公司向創作者提出極具吸引力的條件，不僅預算更高，同時又不受片長限制、審查壓力或其他框架所約束。於是幾乎所有人都選擇加入。但隨後製作預算突然大幅縮水，降至五年前的一半，甚至只剩三分之一；而接連發生的罷工，更讓資金壓力近一步加劇。
ESQ：具體來說，這樣的情況對整個製片產業造成了哪些影響？
JC：編劇和演員透過罷工行動確實爭取到了一些好處，但同時也讓很多幕後工作人員承受失業的風險。另一方面，那些高度依賴大型視覺特效的電影，現在也因為製作成本太高，越來越難以執行。不過問題其實不在技術本身，而是這個環境無法對得起那些創造視覺特效的人所投入的時間與心力。
《阿凡達》的影像完全沒有使用生成式AI
ESQ：有人開始嘗試用生成式AI來降低成本，這是個可行的解方嗎？
JC：我可以理解這種想法。不過目前我還是傾向由人來完成最後的影像。未來當然有可能把AI納入製作流程，畢竟我也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在抗拒新科技的山頂洞人；只是至少在現階段，不管是創作還是解決問題，我還是比較相信自己的思考和判斷。我現在也正在摸索生成式AI，看看能在哪些地方派得上用場？有一件事其實滿有意思的，《阿凡達》的影像完全沒有使用生成式AI。但事實上早在20多年前，我們就已經在使用類似概念的技術，也就是生成式AI的前身──機器學習，用來處理大量群眾的場面，或是根據演員的外型特徵，用演算法建立角色模型。
ESQ：但使用AI是不是代表演員會失業呢？
JC：演員絕對不會被取代，這點我可以打包票！我們的出發點恰恰相反，在運用AI的前提之下，我們始終百分之百尊重演員，使用這項技術，本身也是一種向演員致敬的方式。我們從不會強迫演員演戲，更不會把任何不真實的情緒硬套在他們身上。如果我希望某一場戲能夠更有情感層次，我會直接和演員溝通，因為我始終相信表演與創作的過程，那些真正自然、動人的演出，往往需要時間慢慢累積、反覆琢磨才會成形。
ESQ：所以你不擔心人類被AI取代嗎？
JC：確實還是會擔心。回頭看我拍過的電影，談來談去其實都圍繞著同一件事：人類的未來注定毀滅。不過這些作品也一直在提醒我：人類其實很聰明、也很堅強，真正讓我們能夠彼此連結、繼續撐下去的，往往還是愛。我從小就是科幻迷，因為科幻總是把視線放在未來。不過對我來說，科幻真正重要的地方並不在預測未來，而是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清楚現在的處境，及我們正往哪個方向走？很多科幻故事都在描寫比較黑暗的未來。畢竟單純描寫一個美好的世界其實沒什麼戲好拍。一個好的故事，必不可少的元素是衝突，正是這些衝突，才會推著故事往前走，也逼著我們去面對那些不太舒服、卻無法迴避的問題。
「2012年，我搭著深海挑戰者號下潛到地球最深處，也就是馬里亞納海溝的挑戰者深淵時，成為史上第三位做到這件事的人。」
ESQ：你在影壇的成功，是否讓你在創作上更自由？
JC：某種程度上來說確實如此。《鐵達尼號》的成功讓我開始思考一條自己過去刻意避開的方向，開始探索科學、新世界與科技。於是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幾乎離開好萊塢，專心探索深海的奧祕。大概持續了七年，從1998年到2005年結束。接著在2005年時，我開始投入《阿凡達》拍攝，那部作品在某段時間幾乎佔據了我全部的生活。
ESQ：你會想念潛水的時光嗎？
JC：我以前真的很喜歡自由潛水。我曾經可以下潛到四十公尺，但現在已經沒辦法了。我現在還是很享受水肺潛水，因為可以在相對安全的情況下，潛到一定的深度。至於搭潛水艇，又是完全不同的經驗。進到潛水艇裡時，其實就是把生命交給科技，同時也必須對工程和物理有基本的了解。2012年，我搭著深海挑戰者號下潛到地球最深處，也就是馬里亞納海溝的挑戰者深淵時，成為史上第三位做到這件事的人。
ESQ：要潛到那樣的深度，關鍵一定在於裝備吧？
JC：基本上，從頭到腳都得準備好。看看我戴的這只勞力士，就知道準備工作有多重要。我和勞力士合作已經13年了，從2012年那次探勘行動開始一直到現在。當時為了深海下潛，他們特別設計了一只腕錶，陪我一路下潛到海洋最深處，承受每平方英寸超過16,500磅的巨大壓力。那只錶非常厚實，也很有重量，比我現在戴的這只還要大，完全是為了紀念那次單人下潛而製作。錶盤的顏色會從藍色漸漸轉為黑色，象徵從陽光還能照進的海域，一路進入完全黑暗的深海。綠色字樣則呼應著深海挑戰者號的特別版。
Interview: by Roberto Croci｜Style by Nik Piras｜Photographer by Johan Sandberg｜Make up by Nadege Schoenfeld｜Style assistantby Valerie Tronolone｜Light assistant by Robert Kozek｜2nd light assistant by PATRICK FREYNE｜Digital by Chris Nichols｜Production by Sabrina Bearzotti｜Translation by Min Kao｜Edit by Gary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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